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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陶器

荣昌陶器

  关于荣昌独具特色的陶土,当地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帝尧时期,中原大地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尧帝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征求治水能手来平息水害。大家推选鲧来治水,但鲧花了9年时间也没有把洪水制服,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当时,天神给了他神龙玄龟去治水,神龙用尾巴在地上划一下,就成了一道河渠,然后玄龟把背上背的泥土丢一点在地上,地面就自动长成了一道河堤。就这样一道道河渠的开通,经过13年的努力,禹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当时,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据说,大禹的故乡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羌族自治乡的禹里沟,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后,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当时带着神龙玄龟去治水,正好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很想进去抱一抱儿子,可又怕抱着儿子就走不了,最后还是狠狠心没进去探望,悄悄从家门口走了。但毕竟父子连心,走了一段路后,心里又十分牵挂,禹就站在路边扯了一团草来搓手上的泥,一分心,草上的锯齿把手割伤了,血滴下来,把玄龟背上背的神泥浸湿了一块,这块神泥后来就落在荣昌县的安富镇。玄龟背上的神泥是落地生根,随水势增长的,落到安富镇后,就自动生长,阻拦水势,这一长,就不知道长了几千亩,所以,现在荣昌全县到处都是这种优质陶土,那些浸透了大禹手上的鲜血的泥土是红色的,没有浸上鲜血的泥土是白色的。 《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韩非子》等书对大禹治水的事迹都有详细记载,西汉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和《五帝本纪》中,完整地记录下自黄帝到鲧禹的世系和鲧的祖父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为妻的史料。《史记·六国年表》中指出:“禹兴于西羌” 。西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杨雄在《蜀记·蜀王本纪》有这样记载:“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当时的广柔县辖境盖有今羌区汶川、理县、北川及茂县、都江堰市部分地区。《拾遗记》里也有神龙曳尾开渠,玄龟随后负泥建堤的故事。应该说,这个传说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荣昌县陶土质量与众不同的赞叹。   几百年来,“荣昌陶器”独具地方特色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使之享有“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的美誉,为中国陶瓷史和中国工艺美术史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页。 最早,荣昌主要生产缸、盆、钵、罐等粗陶产品,造型朴实自然,有粗犷、野性之美;从嘉庆时开始逐步发展到清咸丰时的“泥精”,属细陶类,釉质莹润,再逐步发展到光绪时的刻花、色釉及民国时的釉下彩。在器型方面,荣昌陶的始祖器物中也有着北方陶器的形体,造型上以“柳、卵、直、胀”为特色,与北方陶瓷粗、大、厚、重的风格迥然不同。日用器型以泡菜坛、花瓶、罐、茶壶、缸、钵、蒸钵、鼓子、茶具、酒具、饭确、文房用品等为主,工艺美术陶以鉴赏品、动物雕塑和烟具为主。它与同期的庙碑、摹刻一同属于南北的合成艺术品,最终形成于有着北方、中原、本土三者合一的荣昌陶的定形品,那时就有了招募名师,交流工匠,互派学徒,相互学习的方式,使各自的陶瓷艺术品辉映应互补。 荣昌陶属于传统工艺,造型上主要以人物和动物为主,形象生动优美,装饰纹样主要是卷草纹,这与当时文人画的盛行是密切联系的,这也是安陶一直流传至今的特点。明清时期盛行刻花和色釉,在陶器上出现大量的缠枝纹,这和当时花鸟画的流行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康熙年间,荣昌陶窑由甑子窑发展为长窑,最盛时达二十多座窑场。咸丰、光绪时已先后建成中兴窑、磨子窑、老兴窑、崇兴窑等一批名窑,燃料均以松柴为主。由粗陶到细陶,以细陶为著,胎骨泥色分红、白两种,土质优良;釉色有黄、绿、蓝、白黑、黄丹、朱砂等,以红丹、锡配成的朱砂和铜砂、黄丹、玻璃渣配成的西绿釉最著名。 建国后,荣昌陶器继续发展,开始结合当代工艺技术,盛产花釉。产品以日用陶为主,泡菜坛珠整体比例协调,形式美观,造型结构符合泡菜需要,具有良好功能,是最著名的荣昌陶器产品。其他品质还有罐、坛、壶、瓶等。装饰以化妆土刻花为特点,有刻线和剔花两种,纹饰质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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