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木雕兴于唐、五代，成熟于宋元，明清时步入巅峰，清末民国时名师鹊起、精品迭出，新中国成立后产业兴起、异彩焕发。早期的惠安木雕主要是佛像和建筑物的浮雕装饰，伴随着传统建筑大木雕刻和宗教信仰的传播，其广泛用于各种雕刻装饰，后来更发展有黄杨木雕、神像金木雕、仿真雕、树根雕等艺种，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文化旅游品牌。
唐、五代时期，闽南“皇宫起”仿宫殿式大型传统民居建筑兴起，促使依托于此的惠安木雕被广泛地运用于建筑之中。同时，自唐以来，泉州就被称作临海佛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宗教雕刻是雕刻艺术的主体内容，与建筑雕刻相辅相成而流传至今。
宋元时期，惠安木雕渐臻成熟，其艺术追求和表现也由简到繁，由粗至细、由拙至精。据《鉴湖张氏族谱》记载，现存最早的惠安木雕作品是南宋张仕逊参与重建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屋顶的24尊“飞天乐女”（又称“妙音鸟”）雕塑，它将宗教文化、优美绝伦的雕艺作品、建筑雕刻十分精妙的融合在超凡脱俗的艺术载体中。建于元朝元贞元年的惠安文庙，尚保留完好的吊筒、楣枋、斗拱等“大木”雕刻构件。
明清时期，惠安木雕更趋成熟，艺术风格开始从粗犷流畅转向精雕细琢，成为惠安雕刻艺术的代表。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亨有“八闽第一木雕大师”美誉的崇武王益顺携其子承建峰尾东岳庙，设计制作了全木结构蜘蛛结网藻井并雕镂各种图案，此独创的技法一经问世，便名噪一时。之后，在台北龙山寺、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等闽台名刹，都留下了建筑“大木”与雕刻绘画相结合的艺术珍宝遗迹。在这一时期，民间艺匠开始走出乡村，形成队伍，带着传统的躯壳前行，迅速地完成对外来文化的剔选与消化，在一个有限的宗教空间成功地进行了多元文化空前融合的艺术实践。此时的惠安木雕已广泛应用于建筑雕刻，在寺庙、宗祠和古民居的建筑时，木制梁柱、撑拱、雀替、垛头、兜肚、垂花等建筑部件大量使用木雕装饰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惠安木雕的表现题材和社会内容更加丰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和历史性纪念意义的建筑雕刻工程凝聚了惠安雕匠艺人辛勤的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惠安木雕匠工们开始从家庭小作坊到企业工厂，慢慢地走向专业学校参加正规培训。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设计专业人员。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更为惠安木雕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使惠安木雕的传播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惠安雕匠艺人的作品遍布全球，留下了不胜枚举的传世佳作和艺术珍品。
纵观惠安历代木雕作品，其雕刻技法可分为混雕、剔地雕、线雕、透空雕、贴雕几大类。以传统题材的圆雕、浮雕为主的传统工艺品。
混雕
相当于雕塑技法里的圆雕，具有三维主体的效果，可多面观赏，多应用于撑拱、垂花等部位，常利用混雕技法，将形象刻画得非常精细，充满生气。
剔地雕
剔地雕是传统木雕中最基本的雕刻技法，通常指的是剔除花形以外的木质，使花样突出。剔地雕有两种刻法，一种是半混雕刻法，将花样做很深的剔地，再将主要形象进行混雕，成为半立体形象，常用于额枋上。另一种是浮雕刻法，花样周围剔地不深，花样不是很突出，然后在花样上作深浅不同的剔地，以表现花样的起伏变化。或者在花样上作刻线装饰，勾勒花形，增强作品的装饰效果，或表现花瓣的轮廓和结构，多用于装板、裙板的雕刻中。
线雕
通常以刀刃雕压花纹，讲究刀法，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对于花纹的刻画和形象的勾勒有着重要作用，还可以雕刻纹理，表现景物的质感。线雕易于表现物像的外形，亦可增强物像的装饰效果。
透空雕
将木板刻穿，造成上下左右的穿透，然后再做剔地刻或线刻，这种雕法需要有高超的技巧，刻成的作品正反两面都可观赏。其花卉作品枝叶穿插流畅，花瓣翻卷自然舒展，常见于花罩、挂落、雀替、木门窗中。
贴雕
贴雕是后期雕刻技术创新的结果，即将雕刻好的图案纹样直接粘贴到建筑构件中，通常一些难以做剔地的刻件、连续纹样、轴对称的构件都是利用贴雕来完成。其工艺省工省料，方便制作，而且艺术效果绝不逊色其它浮雕形式。惠安地区的民间木雕精致古雅，构思巧妙，有中国绘画的意境和趣味。木雕主要装饰部位在构架和门窗上，技法以线刻、浅浮雕、深浮雕、圆雕为主。梁架常用深浮雕，雀替用圆雕，门窗则为浅浮雕，装饰题材丰富多样，如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虫草鸟兽、吉祥图案等，充满生活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