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的祖先结合自己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创造了适合自己民族需要的衣冠靴帽和器皿家具。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主张“胡服骑射”，模仿北方游牧民族进行服装改革。据应劭《汉宫仪》说：汉时的貂蝉冠始于赵武灵王行“胡服”。胡广说； “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瑶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 (就是用黄金瑶装饰王冠)。另《中华古今注》说：“搭耳帽之制，本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赵武灵王更以绫绢皂色为始，并立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学斋占毕》中说；古时“有履而无靴，故靴字不见于经。至武灵王作胡服，方变履为靴”，武灵王还把鞋改为皮靴。他起初穿黄皮短勒靴，后来发展成长勒靴，规定从军官到士兵都必须穿靴子，穿长袍的文官也要穿黑勒靴子。” (转引自陕西师范大学《社会科学论文集第一集》何清谷《赵武灵王和他的军事改革》一文)可见北方民族在公元前就有着装饰美观、适合自己生活的服装靴帽。它不仅受到本民族的，喜爱，也影响到兄弟民族，与此同时北方民族也向中原地区学习了刺绣艺术。《蒙古风俗鉴》中谈到“自周、唐以来汉族的织锦缎就已传入蒙古地区”。作为服装的可贵衣料，其织锦的锦纹如瑰丽的云彩，富有装饰性的图案，其各种花草、鸟兽、虫鱼、瓜果、云纹、龙凤以及丰富绚丽的色彩等对蒙古族的先民，北方各族的刺绣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千年以前，匈奴即已善于刺绣。从匈奴坟墓中发现了具有当地匈奴人的艺术特色的毛毯。上面用贴花形式的奇异图画，在毛织品上绣着三个骑马人和一个从花中长出的人形以及其他一些图案等。 与此同时，东胡系统的“乌桓妇女都刺绣和织毛毯。”也有具体历史记载。
前苏联的萨维诺夫，契列诺娃在《鹿石分布的西界及其文化民族属性问题》一文中也谈到；“杉针形脊椎和肋骨图案，有时甚至呈细线五角形，在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萨满教服装上绣有这种图案。这些绣花渊源古老是没有什么疑问。”过去蒙古族中的萨满教的各式绣花服装是比较盛行的。
王国维在《黑鞑事略笺证》中谈：“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拧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风，无贵贱。”这可能是元朝以前的衣服的装束。
元朝时或元以前流行一种姑姑冠帽，十分有趣。从元朝的这种姑姑冠帽及服装的纹饰等，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刺绣艺术的一般情况。王国维说：“连见姑姑之制，书木为骨，色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本朝翠花或五彩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这是蒙古民族的旧俗。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王墓梁元代汪古部王公贵族陵园的发掘中，出土过一种用桦树皮围合而成的长皮筒，筒壁上接连处用彩色丝缝合，外面包裹着色泽艳丽，花纹精美的各种花绸，上面缀连着各种各样的饰珠等物。这种姑姑冠帽不仅在内蒙古四子王旗出土过，而且在蒙古乌兰巴托附近伊赫腾格里——阿母地方博格多乌拉山的岩画中也绘有这种姑姑冠帽，曾引起过国内外一些人士的惊异。从这些出土文物中我们真实地了解到古代蒙古人的衣帽装饰，使用的图案纹样、色彩的运用和当时刺绣的大体情况，这对了解蒙古族装饰纹样的构成，色彩的运用，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进而对蒙古族刺绣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帮助。
蒙古族刺绣，不但体现在软面料上，而且还用驼绒线、牛筋线等在羊毛毡、皮靴等硬面料上刺绣。她们刺绣使用彩色丝线、棉线、驼丝线、牛筋等不同材质的绒线。刺绣工艺又有传统手工刺绣、贴花、堆绣等类别之分.刺绣针法有平绣、结绣、补绣、锁绣、盘金绣、打子绣、拼花等20多种。从刺绣的针法上看,与著名的“苏绣”、“湘绣”、“川绣”相比较,蒙古族的刺绣艺术不以纤细秀丽见长,而以凝重质朴取胜.其大面料的贴花方法,粗犷匀称的针法、鲜明的对比色彩,给人以饱满充实之感。蒙古族刺绣，最大的特点就是色彩艳丽，用色无拘无束，大胆夸张，利用彩线尽情抒发自己的感情。在配色上，多用原色，很少用过渡色，因而色彩明快、纯厚。很多绣品在黑底色、红底色上直接用大红大绿绣成，色彩对比强烈，富有光泽。绣线细韧明亮，富有弹性，体现了蒙古族绣品的自然美。
